什么是公羊学派???
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说，它属于今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公羊传》中的历史思想主要包括：强调“大一统”和“拨乱反正”，反映了儒家尊崇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其三世说提供了划分历史阶段的方法，认为历史并非一成不变；专讲“微言大义”，如讥世卿、九世复仇等概念，可供深入解读和比附。
公羊传它既是一本历史书籍，也是一个非常蕴含思辨思想的古典文化。在公羊传书中有大量的篇幅进行历史故事的描绘，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执政者对天下大势的观察。最重要的是公羊传在本书当中有大量专门讲微言大义的内容。
令而行”。孔子... 孔子主张统治者应重教化,轻刑罚;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同时要求统治者要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
春秋公羊传是什么体?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
《公羊传》的其他传文，也多是采用这样又长又啰嗦的问答体进行说教，其目的就是为了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汉代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对《公羊传》进行注释解说，逐渐形成了后世的公羊学派。董仲舒以孔孟原始儒学为基础，吸取法家、黄老学说，创始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汉今文经学。
《春秋公羊传》里的代表性主要名句: 君子见人之厄则矜制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
公羊传的理论特色
《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左传》又称为《春秋左氏传》、《公羊传》又称为《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又称为《春秋谷梁传》，这三本典籍都为了注释《春秋》所作的书籍，因此被称为春秋三传。
至于条例，则涉及圣人作《春秋》那些最精妙的书法，通常古人讲的“微言”就是这个层面的东西。其实，《公羊传》涉及的条例尚属简单，较易掌握，但到了何休注那里，就复杂多了，而徐彦疏更是繁琐，即便在古代，真正深入其中的学者也不多。
“公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公羊高，他的主要著作是《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是一部关于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经传。然而，公羊高的生平却备受争议，被认为是一个颇为世俗和浮躁的人物，所以被许多人评价为“最恶”的一位。
《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是《春秋》的注解. 《春秋》,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时期鲁国的史记。相传为孔子所作。
《公羊传》也叫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与《春秋》一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进行解读。其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春秋公羊传》略解
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
《春秋》“三传”之一。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相传为战国时期公羊高所着。公羊高,战国时齐人。
值得读。《公羊传》包括三部分内容,即义理、条例与礼制,这也是古代学者治《公羊》的三条进路。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
《春秋公羊传》简介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即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尚书》和《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甲骨文）最早的两部书。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左传》。《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作者之谜】
传说《公羊传》是战国时代公羊高编撰的，先是师徒口耳相传，直到西汉景帝时才写定成书。和《左传》、《谷梁传》一样，《公羊传》开始是与《春秋》分开流传的，大概在西汉后期哀帝时，学者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才把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尊为“经”，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称为解释经书的“传”，后人以传附经，合为一编，从此便把这三本书合称为“春秋三传”。
《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齐人。”唐代颜师古注：“名高”。“公羊”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复姓，有人怀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转音，近人蔡元培、顾颉刚等认为“公”和“谷”双声，“羊”和“梁”叠韵，因而“公羊”即是“谷梁”，这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种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颐煊《经义丛钞》认为，“明”字的古音读“芒”，“芒”和“羊”同韵，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此说也缺乏说服力。关于公羊子，正没有发现其他记载。
《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公羊传》传自孔子的*子夏。第二，《公羊传》的成书从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汉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经过了340年左右。第三，汉景帝时，《公羊传》才写定成书。
关于第一点，杨伯峻《经书浅谈》指出：“《公羊传》中‘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他又说：“总之，无*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关于第二点，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明显有误，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三点，说《公羊传》作于汉景帝时，大致可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认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公羊传》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由此可以证明，《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看来，《公羊传》可能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胡毋子都写成书。
【史学价值】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的一面，为强化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